trong>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

2021年9月，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明确明确“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同等的法律地位”，任何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均属于非法金融活动，这一定性从源头上否定了虚拟货币作为“财产”或“货币”的合法性基础，法院在审理案件时，需以法律为依据，若案件标的物（如虚拟货币、挖矿收益）本身不受法律保护，法院自然难以受理。

“挖矿”活动被列为淘汰类产业

《通知》同时指出，“虚拟货币‘挖矿’活动消耗大量能源，催生虚拟货币炒作，危害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”，并将“挖矿”列为淘汰类产业，2021年11月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《关于整治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的通知》，明确要求“全面整治虚拟货币‘挖矿’活动，严禁新增‘挖矿’项目，有序清退存量‘挖矿’业务”，既然“挖矿”本身属于被禁止的非法活动，基于该活动产生的合同关系、权益纠纷自然因“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”而无效，法院不会通过司法程序保护非法活动的“权益”。

司法实践中的“不受理”逻辑：避免司法资源错配与监管冲突

除了法律定性问题，司法实践中，法院对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案件的不受理，还基于对司法职能与监管边界划分的考量。

避免司法对非法活动的“变相认可”

若法院受理虚拟货币“挖矿”相关案件（如矿机买卖合同纠纷、挖矿收益分割等），无论判决结果如何，都可能被视为对“挖矿”活动或虚拟货币价值的某种司法背书，若支持买方要求卖方交付矿机的诉讼请求，可能变相鼓励矿机交易；若支持挖矿收益分配，则可能承认虚拟货币作为“财产”的合法性，这与国家打击虚拟货币炒作、“清退挖矿”的监管政策直接冲突，也不符合法院“维护合法、打击非法”的基本职能。

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与裁判标准

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案件涉及多重法律问题：虚拟货币是否属于“财产”？挖矿合同是否有效？因政策关停导致的损失是否属于“不可抗力”？我国法律尚未对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作出明确规定，司法实践中也缺乏统一的裁判标准，在此情况下，法院若强行受理，可能因“法律关系不明确”“缺乏裁判依据”而陷入“无法可依”的困境，影响司法权威。

监管政策优先与行政权优先原则

对于“挖矿”这类涉及产业政策、金融安全、能源管理的活动，我国更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整治，地方政府通过断电、关停矿场、行政处罚等方式清理“挖矿”项目，司法机关则尊重行政监管的主导地位，若法院主动介入“挖矿”纠纷，可能替代行政监管职能，造成“司法越位”，也不利于形成“监管-司法”协同治理的合力。

不予受理的例外与当事人救济途径

需要指出的是，“法院不受理”并非绝对，对于与“挖矿”相关但非直接涉及虚拟货币本身的纠纷，法院仍可能受理。

• 矿机买卖合同纠纷：若合同标的物为普通矿机（不专门用于虚拟货币挖矿），且双方约定的交易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，法院可能基于《民法典》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进行审理。
• 普通债权债务纠纷：若“挖矿”参与者之间的纠纷本质上是普通借款、侵权等法律关系（如一方挪用另一方资金购买矿机），且不涉及虚拟货币本身的权属确认，法院可依据相关法律处理。

但对于直接涉及虚拟货币交付、挖矿收益分配、因“挖矿”关停要求赔偿等案件，当事人仍面临“不予受理”或“驳回起诉”的结果，当事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寻求救济：

1.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：若因政府部门关停矿场、行政处罚等行为导致损失，可对行政行为提起复议或诉讼，但需注意“挖矿”活动本身的违法性可能影响诉讼结果。
2. 协商调解：通过行业协会、第三方调解机构等途径，就矿机处置、债务清偿等问题达成和解，避免司法程序的不确定性。
3. 转向合法投资领域：彻底退出“挖矿”及相关活动，将资金和资源投入符合国家政策的合法产业，从源头上规避法律风险。

合规是前提，法律红线不可逾越

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案件法院不予受理，本质上是法律对非法活动的否定性评价，也是司法对监管政策的尊重与配合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，必须清醒认识到：任何试图通过法律途径保护非法“挖矿”权益的行为，都不被现行法律体系所支持。

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，技术创新与法律监管的边界仍需不断厘清，但对于虚拟货币“挖矿”这类已被明确禁止的活动，“远离非法、拥抱合规”才是规避风险、维护权益的根本之道，司法机关通过“不予受理”划清法律红线，既是对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保护，也是对市场主体的警示：法律的红线不容触碰，任何试图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行为,终将付出代价。